“韩国所了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国。经过四年的疫情和中美博弈，中国发生了显著变化。”

追赶中国产业的韩国

韩国最具影响力的权威媒体《朝鲜日报》近日撰文感叹，“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韩国曾经认识的那个中国”。根据韩国贸易协会对在中国设有法人机构的30位韩国企业家进行了深入访谈结果显示，中国的产业正在以超过韩国想象的速度快速崛起。

在此次访谈中，企业家们一致表示：“除了半导体产业外，中国几乎在所有产业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越了韩国。”他们还提到：“在中国当地感受到的危机感远比在本国感受到的要严重得多。”

文章表示，韩国贸易协会调研的范围涵盖了汽车、零部件、电池、石油化工、航空、物流、游戏、生物和金融等众多行业，这些行业的韩国企业家们已经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企业家们指出：“中国通过快速的决策和‘快速创新’战略，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尤其是在过去的4至5年中，经历了疫情和美中冲突，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实际上中国半导体产业也在规模和技术上和韩国不分上下

按照受访者企业家的说法，现在韩国仍有竞争力的行业仅占10%的水平，其余九成行业都是中国领先。负责此次调查的丹顿斯（Dentons）常务顾问郑满基表示：“我们常认为中国企业的崛起主要是由于政府的补贴，但当地人认为中国企业的快速创新能力更具威胁。”他还指出：“过去中国是‘慢慢地’，韩国是‘快快地’文化，但现在恰恰相反，中国在实现‘快快地’创新。”

此次调研中，无论是钢铁、石油化工等传统制造业，还是自动驾驶汽车、智能手机和游戏等未来高科技产业，中国都在快速发展并在一步步甩开韩国。从大疆无人机到3A游戏巨制《黑神话·悟空》，从风靡韩国的电商平台速卖通到三十万吨的大型油轮，韩国业者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担忧。

文中特意指出中国汽车巨头比亚迪（BYD）和互联网企业百度等公司在自动驾驶车辆开发方面的崛起让他们感到畏惧。根据科尔特拉（KOTRA）调查，2022年，中国生产的自动驾驶汽车约为700万辆，比上年增长了45.6%。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法人表示：“中国在过去4年中推进了大规模的智能化和电动化，在武汉等地，已经有没有驾驶员的自动驾驶L3-L4级出租车在营业，而韩国仍然停留在将L1-L2级自动驾驶功能装配到汽车上的阶段。”

另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法人也表示：“在中国的汽车工厂中，已经开始引入无传送带设备，远远走在韩国企业前面。”

韩国IT行业的一位企业法人表示：“三星的折叠手机根本无法自信地认为比中国华为的产品更好。”实际上，华为最近率先推出了全球首款可折叠的三折屏手机，并在中国市场上获得了热烈欢迎。去年，中国以华为为中心的折叠手机出货量比前一年增加了370万部（暴增114.5%），达到700万部，这是去年韩国生产的折叠手机（约190万部）的3.6倍。

华为最新三折屏手机

在钢铁和石油化工行业中，中国的技术提升同样迅速。一位钢铁行业的企业法人表示：“过去，中国的钢铁产品质量较低，但近年来技术水平急剧提高，现在和韩国产品几乎没有差距。”一位石油化工行业的法人也表示：“在中国，韩国的大企业被认为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初创公司。”

根据科尔特拉的调查，去年中国的钢铁出口量达到9120万吨，年增长35.2%；而作为石油化工基础原料的乙烯生产量达到了5174万吨，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

文章到这里，笔者要进行一些说明。

从去年开始，韩国开始改革“工作制”，按照新的韩国劳动法规，员工在业务繁忙期一周可最长工作69个小时。这个方案自然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极大反对，但韩国企业界则非常欢迎。为了给韩国新的工作制法案背书，在这篇文章中韩国企业家们疯狂各种吹捧中国“灵活”的工作安排，例如加班制度、双班倒制度。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方式并不值得吹捧，所以这方面内容笔者就不展示给大家了。

“不夜城”首尔，几乎24小时都有公司在上班

例如有韩国企业认为，中国企业的“快速创新”能够实现的最重要秘诀是“以灵活的工作制度为基础的工作速度”。根据中国的劳动法，基本工作时间为每周40小时，超时工作最多可以加班36小时。然而，“这些规定实际上并没有太大意义，真正的情况是，员工如果得到充分的报酬，通常愿意积极工作。”

显然韩国媒体和韩国企业希望通过这样的表述来向韩国民众宣传“中国的成功来自于灵活的工作制度”。在跳过工作制度方面的介绍外，我们继续看该篇文章认为中国企业的“成功秘诀”。

许多企业家还提到，与韩国相比中国企业“快速决策”也是重要的创新秘诀。韩国的零售商曾在中国的电视购物业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进入电商时代错失了机会。

一位电商行业的当地高管表示：“中国企业跳过了电视购物，直接投资电商，超越了韩国企业。然而，韩国企业在决定是否转型为电商模式时却花费了整整一年，错失了最佳投资时机。”

中国航空公司在旺季将机票价格提高到8倍，极大地提高了收益，而韩国航空公司却因决策迟缓而错过了旺季。一位航空行业的高管表示：“中国航空公司在旺季时会将票价从500元提高到4000元人民币，而韩国的决策十分迟缓，想要决策时，旺季已经结束。”

一位汽车行业的高管表示，中国通过对土地投资等方面的直接政府支持，培养了许多企业，但约90%的企业甚至无法制造成品汽车，最终被淘汰。然而，剩下的10%的企业吸收了淘汰企业的技术积累和高级人才，从而诞生了强大的企业，例如中国第一电动车企业比亚迪和全球第一电池企业宁德时代。

一位汽车零部件公司的法人表示：“比亚迪以成本、技术和速度为理念，每6个月就根据成本更换零部件供应商，推动零部件生态系统的创新。”

文章还强调，中国政府在技术和产业成熟之前不进行过度干涉，而是在市场成熟或出现副作用时开始市场干预，这一策略也被认为是有效的。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采取了一种“负面管理”的方式，先行允许新兴产业的发展，待副作用出现后再进行规制。

一位汽车零部件公司的法人指出：“在中国，一旦某项技术开发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即投入市场，观察市场反应并进行技术改良，因此新技术和智能化进展非常迅速。而在韩国，主要是进行技术开发，规制较多，技术改良进展缓慢，市场投入需要较长时间。”

中国量子计算机模型

对新技术的大胆支持以及宽容的试错文化也被认为是助力因素。一位化工企业的高管表示：“中国在新材料、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进行战略性支持，初创企业可以得到投资额80%左右的保险支持，从而可以大胆尝试，获得成长。”

一位银行高管提到，观察中国最大即时通讯工具微信的成功秘诀，可以窥见中国政府的新兴产业扶持战略。微信通过提供无手续费的账户转账服务吸引了许多使用商业银行的客户，尽管中国银行业对此很有意见，但在微信取得成功之前政府一直对此予以默许。

也就是说，政府在初创企业具备独立生存基础之前是不会立即进行过分干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