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在凤凰网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足球的“外交溃败”》的文章，文章写道，国足在为中国足球一系列场外因素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还债”。

以下为马德兴全文，中国足球的全面溃败，也都反馈在中国足协在亚足联的地位里了。

中国男足在亚洲杯第一场小组赛0比0战平塔吉克斯坦，这个惨淡开局奠定了国足在本届杯赛上的走势。但假设，第80分钟时，沙特裁判没有把朱辰杰那个进球吹掉，那也至少有一缕微光照进来。

这个判罚在亚足联内部都存在很大争议，是个可吹可不吹的球。当值裁判如此“细抠”规则世所罕见。国足踢得好不好，与裁判是否公平，恐怕是两个问题。

记者可以将其理解为：国足在为中国足球一系列场外因素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还债”。

这么说吧，中国足球如今在亚足联没有“朋友”。

或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届亚足联执委会，除了25名执委，以及5个亚足联下属地区足联的各一名代表（注：地区足联代表仅有参会权、没有投票权），这30人所参加的亚足联执委会也就是亚足联最高议事、决策机构，30人分别来自30个不同的会员协会（亚足联共47个会员协会），但这里面竟没有中国代表。

1、中国“足球外交”一年前已埋下祸根

把时钟回拨到2023年2月1日。

亚足联在巴林召开第33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亚足联主席、副主席，亚洲区的国际足联副主席、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亚足联执委会委员等职位全部 “洗牌”。

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足协派出了差不多由1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会，参加“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一职的竞选。结果中国足协的代表杜兆才是参选7人中得票最少的，无缘当选。

殊不知，这次失败是中国足协在“足球外交”工作中严重判读失误所致。

以前，亚足联章程中规定：一个人可同时报至少两个职位的竞选，即可以报名参加“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亚足联某个大区副主席”或“亚足联执委”等。但这次亚足联在《竞选规程》中明确规定：一名候选人只能参加一个职位的竞选，以避免像上一个周期中一人当选两职、导致执委会25人中呈现“双数”的情况——

亚足联执委会在重大事宜投票表决时都采用简单多数的方式。人数呈现双数时，很有可能投票表决时票数持平。所以，规则才会做出修正。

这就要求一国或地区足协在推荐候选人时需全方位评估形势。理论上，顺利当选“国际足联理事”或当选亚足联五个大区的“副主席”，都将自动成为亚足联执委会委员；但如果竞选不成功，则连亚足联执委会中的席位都将失去。

因为中国方面在2022年5月份临时宣布放弃2023亚洲杯赛的主办权，这让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的声誉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这种情况下，参选“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对中国足球已经无实际意义。因为当初竞选这一职是想着为未来申办2030年或2034年世界杯赛留存一点希望和便利，但弃办亚洲杯赛等于告诉外界：中国已不可能有机会申办2030或2034世界杯。况且，对于能不能选上国际足联理事，他心里完全没点数吗？

当时的正确判断应是：中国足球首先需要“保住”在亚足联的话语权。

若当时只参选亚足联执委，成功率是很高的。但参选国际足联理事，成功率几乎为零。若中国足球在有25人组成的亚足联执委会中都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亚洲足坛进行重大决策时，中国足协能够在会上发言、讲话的人都没有了！这意味着什么？

遗憾的是中国足协在竞选策略上犯下了“大错”。错误的代价是：这个4年周期里，亚足联做任何决定时，压根不带你中国足球“玩”，中国足球也就只有“听喝”的份。

竞选失败过后没几个月，以杜兆才、陈戌源为首的中国足协领导层东窗事发、在国内足坛反腐中落马时，站在亚足联和国际足联的角度，他们会不会“后怕”？

更令人尴尬的是：亚足联执委换届选举结束后，让下属各会员协会推荐人员担任亚足联下属各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而中国足协推荐的多位人士，如今也已深陷反腐案件……

譬如，被中国足协推荐前往亚足联新一届裁判委员会中任职的是原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新的裁委会成立后已经召开过多次会议，刘军在被查之前均因无法出境而缺席会议。于是，有关裁判事务，中国足球能及时了解和掌握相关重要信息？

况且，即便是刘军没有被查，但他先前从事的工作主要是俱乐部管理和联赛管理，与裁判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何以在亚洲裁判界有“人脉”？看看新一届亚足联裁委会中的其他委员，清一色都是裁判出身，像乌兹别克的伊尔马托夫、日本的山岸佐知子（女）等都曾是亚足联评选的最佳裁判，业务能力毋庸置疑。

如此南辕北辙，中国足球的裁判整体情况恐怕也就由此可见，另一方面，亚足联会不会觉得中国足协办事，太儿戏了？

新任中国足协主席宋凯上任后，已先后主动拜会了亚足联主席萨尔曼、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的外交工作注定非常艰巨。萨尔曼从2013年正式担任亚足联主席至今，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坐了12年多了，这12年来，中国足协更换了多少任领导？从张剑到蔡振华、到杜兆才、到陈戌源、再到如今的宋凯。站在萨尔曼的角度，心里肯定有“嘀咕”：这位新任的宋先生又会在中国足协主席的位置上坐几年？

当下中国足球的现实，决定了亚足联各个层面对中国足球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自然在做一些可左可右的决策时，不会在情感上倾向于中国队。何况这种“大环境、大氛围”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足球本身。

2、曾经有过成功的“足球外交”

我们经常说“弱国无外交。”也不断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水平不行、能力不行，靠‘外交’有什么用？”这恰恰是对“足球外交”最大的误解。

一如中国想要发展，自身努力当然不可或缺，但也需要争取一个相对和平、宽松而公正的国际大环境。足球是一样的道理。

或许没有多少人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任中国足协副主席、同时担任亚足联副主席的许放“舌战”已故的前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的一幕了。

当时，中国国家队和辽宁队先后赴泰国参赛，被指控与赌博集团有染、参与打假球，维拉潘甚至公开点出了中国两支队伍的名字，引起轩然大波。后来正是由于许放的据理力争，迫使维拉潘收回讲话，并为此道歉。

而如今，中国足球面对国际上各种不利于中国足球整体形象的说法，却丝毫没有反映。

举个例子。两年前，世界职业球员协会曾公开发文，要求全球的职业球员谨慎对待中国足球俱乐部的邀请，因为中国的俱乐部屡屡存在着“欠薪”问题。除了中国之外，沙特等多个亚洲国家也名列其中。

的确，中国的俱乐部确实是存在欠薪的情况，但同样情况下，针对世界职业球员协会的说法，沙特足协、沙特职业联赛委员会等先后发表声明，驳斥世界职业球员协会的说法，并谴责该协会的说法“严重损害了沙特足球的形象”，并保留合法追诉的权利。而中国足协什么也没做。

国内稍微资深一些的球迷总会想起“龙哥”——张吉龙。

许放在1996年9月底因病去世，是中国足球外交战线上的重大损失，中国足协在亚足联短暂地进入了一个“真空时期”。中国足协随即推荐张吉龙接替许放进入亚足联，但张吉龙毕竟先前只是更多地扮演翻译的角色，最初对各种情况尚缺乏经验。

这段“真空期”给中国足球带来了的负面影响很明显。最典型例子，1996年底阿联酋亚洲杯赛期间，亚足联执委会召开会议决定2000年亚洲杯赛的主办地，当时中国足协已经提出申请，直接竞争对手是黎巴嫩。结果，16张投票里，中国以2比14惨败给黎巴嫩。

这次失败让中国足协进一步意识到“足球外交”的重要性。张吉龙后来通过努力进入了亚足联执委会、并成功当选亚足联副主席。张吉龙还当选了国际足联女子委员会的委员。张吉龙确实是不负众望，四年之后在黎巴嫩进行的2000年亚洲杯赛期间，不仅帮助中国在申办2004年亚洲杯赛的战役中大获全胜，以10比6压倒泰国拿到了主办权，这之前更是孤身独闯苏黎世，帮助中国拿到了2003年女足世界杯的主办权。

作为亲历者，记者很清楚中国是如何拿到这两大赛事的主办权。本来，国际足联应该在2000年8月份就投票产生2003年女足世界杯赛的主办地，澳大利亚当时是热门候选。但张吉龙成功游说，让国际足联推迟至同年10月底再做决定。

如果在8月份就进行投票，中国足协根本就来不及完成申办所必须的各种手续。至10月下旬的苏黎世会议期间，身为国际足联女足委员会委员的张吉龙重点的游说对象是同来自亚洲的另一名印度代表，此人是前印度内阁部长，张吉龙采用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希望他在执委会开始后首先发言，而且他此时强调的是“亚洲牌”，强调世界杯赛回到亚洲的好处，而不是让中国主办有何益处。

在国际会议上，先发言常常能抢占到先机，毕竟大家相互之间都要给个面子，一个人发表意见后，如果再有一、两个人呼应一下，事情基本也就有眉目了。在说服这位印度委员之后，张吉龙又打起了“第三世界牌”，说服非洲和拉美国家的代表在印度代表发言后表达赞同意见。

相反，澳大利亚由于没有人在国际足联女足委员会中担任委员，也无法在此前 游说，于是，经过近2个半小时的会议之后，当挪威籍主席提出表决时，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将中国作为唯一一个候选国向国际足联执委会推荐承办2003年世界杯女足赛。

至于2004年亚洲杯赛的申办，背后是张吉龙出任亚足联副主席后各方周旋的结果。自1996年底进行的有关2000年亚洲杯投票表决过程中泰国率各东南亚执委倒向西亚之后，有传言称西亚将在此次申办中集体“回报”泰国，即让2004年亚洲杯主办权落地泰国。但最后的结果出人意料：西亚代表无一投泰国的票！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西亚代表在2000年3、4月间率先提出的亚洲杯“扩军计划”，在这个问题上，竞赛委员会首先具有表决权，只有竞赛委员会通过，才能提交亚足联执委会审议通过，最终才能变成现实。作为亚足联下属竞赛委员会主席的张吉龙从4月份开始便通过电话不断与西亚方面进行沟通、协商。这无疑是争取选票的好机会。

在主办权投票表决的当天上午，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将2004年亚洲杯赛的参赛队由12队扩大至16队，这满足了西亚方面提出的“扩军”要求。随后的亚足联执委会会议上，中国以10票比6票，击败泰国、拿到了2004年亚洲杯赛的主办权，其中，西亚的代表全部投给了中国。

2001年十强赛，中国队抽到了历史性的好签，避开了沙特、伊朗。

记者现场了解了整个过程。抽签之前两天，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从韩国赶赴曼谷，准备出席抽签仪式。但布拉特一下飞机，便向时任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表示，他认为抽签的“原则”拟定得不合理，要求亚足联考虑重新调整。

当时的分组抽签不像现在以国际足联排名为唯一依据，当时拟定的原则是以“过去两届世预赛成绩+最近三届亚洲杯赛成绩”为依据。根据这个原则，阿联酋和沙特成为第一档次队伍，伊朗和中国成为第二档次队伍。这就意味着抽签尚未开始，中国队完全避开了伊朗队；另一支出线热门沙特队是否和中国队同组的机率，只剩下50%了。

但是，如果按布拉特临时提出的按照“过去两届世预赛成绩+过去两届亚洲杯赛的成绩”为依据，伊朗队和沙特队就成为第一档次的队伍，中国队就和阿联酋队成为了第二档次的队伍。这意味着中国队将必然在十强赛中遭遇沙特队或伊朗队中的一支。

身为亚足联副主席的张吉龙显然非常清楚其中的厉害关系，更明白抽签原则的变化对中国队意味着什么。因而，张吉龙据理力争、游说亚足联官员。但张吉龙巧妙之处在于不是强调中国队自身如何，而是强调：“抽签原则是亚足联执委会的集体决议，如果布拉特要求调整抽签原则，等于是推翻了亚足联执委会的决议。”最终在抽签前一天晚上，亚足联还是坚持原先的原则，没有听从布拉特的意见，这才有了中国队随后的分组抽签结果。

记者在2001年6月1日晚上从抽签现场发回国内的报道所使用的标题是《上帝就是张吉龙！》，固然写法和用词上有些夸张，但确实是记者在现场亲身感受到了我们的足球外事工作人员在幕后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那些年张吉龙外出参加足球外事活动，基本都是一个人，甚至“连个拎包的都没有”，基本都是独来独往。偶尔会有一名足协的外事人员跟随，但也是因为要参加相关活动。哪像最近几年，足协的领导一出席外事活动，鞍前马后至少五六个人、六七个人“伺候”着，跟同行交流也只能靠随行翻译。

本来张吉龙可以为中国足球发挥更大的作用。2012年，张吉龙以亚足联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代理行使亚足联主席一职（主席哈曼遭国际足联处罚）。2013年亚足联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新主席时，张吉龙完全可以参与竞选。但是，因为得不到有国内关方面的支持，张吉龙只能宣布放弃。那之后，中国足球的“内耗”让足球外交“边缘化”，张吉龙本人也被“边缘化”。

3、中国在亚足联“没人了”

记者还记得，2001年中国男足出战十强赛时，不只是张吉龙，包括亚足联裁委会的副主席等诸多领导岗位上都有中国官员的身影。这为中国男足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外人或许很难理解记者的那种体会与经历，因为过去20多年来，记者一直往返于国内与亚足联总部吉隆坡。所谓的“足球外事”“足球外交”，除了在亚足联任职的官员参与决策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块，就是在亚足联总部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

中国足球最好的那个年代，记者每每前往亚足联总部采访，总是可以见到不少在亚足联秘书处任职的中国人，最多时差不多有10人。因而，各种信息也能够源源不断。但如今再前往亚足联总部，虽然偶尔还能见到，但也就那么两三位。

疫情之后，亚足联总部秘书处的韩国人日益多了起来，这恐怕与全面负责亚洲竞赛事务的副秘书长是位韩国人有很大关系。差不多20年前，这位副秘书长也就仅仅只是一位秘书处竞赛部的普通工作人员，但如今终于“熬出头”了。所以，哪怕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竞选国际足联理事会理事连续两次失败，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韩国在亚洲足坛的地位。

韩国队也有成绩作为支撑，各级队伍都“拿得出手”。可是，谁又能说，韩国足球这些年来的发展与韩国自身“足球外交”无关呢。

“外交无小事”之于中国足球，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